红会：使用捐献器官先交钱

近日，媒体揭露了器官捐献体系的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关于人体器官的捐献，似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人为干预”器官分配引发利益纠葛。据报道，三分之二的器官并未进入卫生部的系统分配，而是被地方红十字会掌握。这些红十字会与移植医院之间存在某种“认捐”关系。在中国，器官资源极为稀缺，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机构，掌握着大量的器官捐献者资源。移植医院为了获取这些资源，不得不向红十字会捐款。对于这些捐款的去向和使用情况，红十字会并未公开透明地告知公众，引发了诸多质疑。

姚林是广州某总医院的器官获取组织工作人员，他今年五月决定公开他与深圳红十字会的纠葛。他表示，深圳红十字会凭借所掌握的潜在捐献者信息，要求医院捐款。这笔捐款的去向和用途却从未公开透明地告知他们。深圳红十字会和这家医院的合作已经陷入僵局。

中国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已经三年有余，但捐献率仍然不足百万分之一。器官捐献者协调员高敏的工作就是与器官捐献有关。她是深圳红十字会聘请的器官协调员，负责宣传器官捐献并与潜在捐赠者家属商谈相关事宜。如今，在深圳红十字会，有三位器官协调员掌握着大量的潜在供体信息。这些信息在中国成为一项极为稀缺的资源。每年有大量的病人等待器官移植手术，但仅有少数人能够获得器官。这无疑加剧了器官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

专家指出，一旦有了掌控资源的权力，就会产生权力寻租的“黑洞”。器官因稀缺而显得尤为珍贵，一些医院为了获取这些稀缺资源，不得不向红十字会妥协。这不仅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还可能引发道德的问题。有必要加强对器官捐献体系的监管和公开透明度，确保器官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

器官捐献体系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更是一个涉及道德和社会公正的问题。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和这一问题，寻求更加公正、合理的解决方案，确保每一个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也需要加强对红十字会的监管和公开透明度，确保他们履行职责，为公众服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高敏在得知捐赠信息之际，总是迅速而精准地将这一消息传递给广州中山一院的器官获取组织（OPO）。关于将捐赠信息分享给哪家OPO，高敏坦诚地分享了他的观点。虽然合作习惯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最终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深圳红会和广东省红会的手中”。这两大红十字组织在协调器官捐献事务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深圳红会另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植瑞能先生，在其负责的工作区域宝安区与光明城，一旦发现有潜在的器官捐献案例，他始终遵循红十字会的领导指令。植瑞能先生表示，他的首要任务是将这些珍贵的捐赠信息通报给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OPO。

这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协作精神，体现了不同组织间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紧密合作的良好典范。高敏和植瑞能先生作为联系捐赠者和接受捐赠医疗机构的桥梁，他们的每一次信息传递，都是在为生命的延续贡献力量。他们的职责重大，使命光荣。

在红十字会的引领下，这些专业协调员的存在，确保了器官捐献流程的顺畅进行。他们的工作不仅关乎医疗领域，更关乎人性的光辉，关乎生命的尊严与价值。他们的努力，使得每一次的器官捐献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最适合的接受者，使得生命得以延续，使得医学得以发展。这种无声的奉献与努力，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尊重与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