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1941年大隧道惨案尸体成堆像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重庆，这座古老而年轻的都市，曾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从1938年初至1943年8月，日本侵略军的空袭轰炸，如同黑暗的阴霾，笼罩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长达五年多的时间。其中，1941年6月5日的“大隧道惨案”，更是成为了每一个重庆人民心中无法抹去的痛。

那一天，我与同学余德坤漫步在繁华的都邮街，突然间警报长鸣，繁华瞬间变成了恐慌。我们随着人流涌向附近的大隧道防空洞，但敌机的轰炸让我们无法喘息。洞内人潮汹涌，空气浑浊，温度越来越高。在持续的轰炸中，不少通风口被炸塌，洞内空气越来越稀薄，人们开始焦虑、恐慌。

巨大的爆炸声在头顶响起，整个防空洞震动不已。煤油灯熄灭了，洞内一片漆黑。鼓风机被毁，呼吸越来越困难。洞内秩序大乱，人们挤成一团，相互撕咬。我感到窒息，汗水湿透全身，眼前一片漆黑。幸好余德坤紧紧抱着我，向洞口求援。在防护团和难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被挪到了洞口。

直到半夜12点左右，敌机的轰炸才停止。我和余德坤走出防空洞，望着废墟般的街道，感到心如刀割。尸体堆得如山高，烧焦的尸身冒着恶臭的黑烟，惨不忍睹。我们得知，当天有许多人因为日机的轰炸和汉奸的指引而丧命。

“大隧道惨案”震惊全国，官方没有公布确切的伤亡数字，但据估计，当天窒息致死的人数不在少数。我能够幸存下来，除了命运的眷顾，更得益于余德坤和防护团的拼死救援。

这场灾难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铁证。作为幸存者，我时刻铭记这血海深仇。成千上万的死难同胞在向我们控诉侵略者的罪行，警醒我们要牢记历史，奋发图强。祖国啊，我们必须强大起来，再也不能当亡国奴！

血色的记忆：大冶金牛镇的苦难岁月

昨日，我深入省档案馆的抗日档案库，那些尘封的岁月仿佛被唤醒，文字似乎要跃出纸张，带着历史的悲愤呐喊！这些记载，让我们回顾上世纪50年代初湖北省开展抗日史料征集和调查时留下的浸透血泪的宝贵记忆。

杨植夫先生，在武昌十字街44号经营店，他亲述了悲惨遭遇：“1940年4月24日下午，我被日寇宪兵队队长小田抓捕，指控我为新四军密探。我遭受了烟熏、火烧、水灌、电触等酷刑，昏死过去两次。第二天，我遭受四人轮流用大木棍暴打，四肢骨折，鲜血染红我的头发。”在日寇的囚笼中，杨植夫亲眼目睹了八九人因酷刑惨死。由于130余家商铺的担保，杨植夫虽然被释放，但落下终身残疾。日寇还上门勒索，索要脚踏车、金戒指和法币。

周秀清，一个孝感村民，回忆起1940年农历二月初九的那场噩梦：“日寇将我们全村人赶至稻场，50多个男人被猛打后当做活靶子射击。我和其他青年被赶到水沟边跪下，然后遭受扫射。我从死人堆中爬出，64户的周家大湾，只有四人重伤生还，却都是终生残废。”

吉广智的档案记载了大冶铁山的恐怖景象：“铁山成为法西斯集中营，矿工和农民遭受枪杀、活埋、灌辣椒水、上电刑等各种酷刑。一次，日军让13个矿工自己挖坑，然后推向坑里，填土并猛砸头部。还有时倒入生石灰和冷水，产生高温把人烧得皮开肉绽。”矿工们每次过关卡都如同鬼门关。

杨道爽回忆起杨家大洲的惨状：“乡亲们躲在那儿也未能逃脱日军的屠杀。12岁的我在父母的带领下逃往荒洲，但仍目睹了诸多乡亲遭日军戳杀的惨状。一个日军砍杀我父亲时，我父亲反抗逃脱。但那次日军在杨家大洲杀死了400余人，致残200余人，连汉江的水都被染红。”

这些血色的记忆让人痛心，但也提醒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必须铭记这段历史，铭记那些为抵抗侵略、保卫家园而英勇斗争的烈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