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的传统观念（中国官本位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根源）

什么是官本位 中国官本位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根源

当我们沉溺于炫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时，我们难以忘记一旦产生就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官本位思想对中国官僚与臣民书写出来的历史的左右和冲击。以官职崇拜面目出现的以官为本、官贵民轻的社会群体心理是官本位得以滋生和扩张的要件，它以颠倒的官民关系致使政治机关的官僚由社会公共权力中的服务者异化为凌驾于社会的主宰，而其应该倾力服务的对象却被沉重地置于受压迫和受剥削的相反地位。“不管哪个时代，人们如何划分职业，结果有何不同，但有一点所有划分都是不谋而合，那就是无一例外地把‘官’放在之一位。”⑴官职成为社会唯一的价值尺度和衡量系数使抱“学而优则仕”为最终目标与归宿的大量优秀人才蜂涌到各个通过权力能交换到利益的 机关。这种专制的官僚政治自始就动员了种种社会资源，直至把它所繁衍的官本位思想塑造成“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作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⑵。要想寻根问底式地了解官本位何以生命力旺盛和历史惯性强大及其给社会增添的负效应之深，如果不回溯历史，任何企图都只能是主观臆断的显示而徒劳无益。

一、官本位的涵义

官在中国早就出现(《周礼·王制》“王者之制禄。”唐孔颖达疏曰“其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总而言之，皆谓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若指其所主，则谓之职”)。在字形上“官”字是以“宀”覆“”(汉字凡从“宀”字都与房室相关， “”duī犹众也)。“官”本是众多臣吏所居之所，意即为君主朝廷办事者的处所，也有把“官”释为管治群众的处所。(《礼记·曲礼下》“在官言官，在府言府。”郑玄注“官谓板图文书之处。”)后来省略去“”上面的“丿”，就写成了“官”字，相应的官吏、官僚、官宦、官员等都是专指国家官职的人员。古代设官主要是为君主朝廷办事、管治群众的，就是《易经·系辞下》所说的“百官以治”。所以“官”这个字逐渐引申为对有 职务的人员的称呼⑶。官不仅是主管所有社会生活、也是社会的总代表。这样久而久之就酿成了官职成为人格、官级成为等级的官本位意识，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的升官和保官已为之一目的，人们的思维定势是由官而富，由官而出人头地。

官本位实质上是一种官职崇拜，是一种以官为本、官贵民轻的社会群体心理。它实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官是衡量一切的一般等价物或参照物。在官与民二者的关系中，官本位主张突出官权，泯灭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官按其价值来评价、决定和操纵民的行为而民只有服从的权利。官本位和官崇拜的主体并不局限于官僚且也包括官僚机器的主宰、“天”的代表和真理的化身──皇帝(也被称为“官家”⑷或“官里”⑸)。由于平常与百姓联系和直接统治民众的官吏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广泛传播，所以作为一种社会习惯和群体心理的官本位在潜移默化的演绎中逐渐趋于稳定与成熟。

二、官本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根源

１.宗法政治统治。血亲宗族统治是导致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它的日益凸显为官本位的孕育和培植造就了肥沃的土壤。中国古代氏族制度的瓦解以及奴隶制国家的诞生，是黄河流域两大文化区域内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间的以战争为主轴的活动的产物，这促使了以指挥战争为职责的氏族部落首领与氏族平民间拉开了一条无法逾越的、用经验与权威塑铸的距离，它的逐渐发展强化了氏族首领无可争议而又固若金汤的个人统治权威。“当社会进入到私有制国家出现的时候，这些个人权威便理成章地利用其血亲宗族建立起稳固的统治秩序。”⑹其后果便是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的政治统治或社会治理方式(这种支配权力的方术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严格的身份等级、至上的君权制以及中央集权式的专制主义等)的产生。此种以加强为官的社会地位为核心内容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的手段，毋庸置疑地为官本位观念的出台亮相提供了历史的背景和现实的基础。回溯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官僚政治之上始终凌驾着“天子”──专制君主，并充当专制制度的配合物和补充物，这无疑是基于私有制的血亲宗族政治的放大(“家”仅仅是“国”的缩影)，从而使得“君君、臣臣、父父、妻妻、子子”得以借助于儒学和处于社会政治结构基层位置上的附属官僚不折不扣地贯彻。正是基于这样的权威政治人格所操纵的宗法制度才使得传统的血亲政治结构在中华大地上盘根错节，到处开出官本位思想之花那就是权力象征一切和一切价值均在权上得到验证的重权文化。

２.土地私有制。封建官僚政治统治与土地所有制之间的相互存依为官本位的发展与蔓延提供了稳定的、必要的社会前提和条件。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私有化形式所形成的与奴隶社会无质差异的自然经济是封建官僚与新生的地主阶级苟合的必然的载体“一方面，官僚机构要依靠地主。地主通过土地租佃制来剥削农民，为官僚提供赋税，迫使农民提供劳役，另一方面，地主必须依靠官僚机构来保障他的财产，并使收取实物或现金地租得以实行。地主依靠官僚机构，不仅表现为借助这种政权的强制力后盾实现对农民的剥削，而且表现为依靠政权提供公共服务设施。”⑺以这种内涵嫁接的封建自然经济之上的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无论采取向心形态抑或离心的形态，统治者无论是用官僚的名义抑或贵族的名义，被支配者无论是被称为农民抑或满含有农奴性质的称谓，对于他们相互之间所构成的提供农业劳动剩余和占有农业劳动剩余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说，并无何等本质性的改变，若说有某种改变的话，对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农民来说不过是每经过一度被占有与占有量的变化时，他们的痛苦就加深一次；而对于处于支配经济统治政治地位的官僚贵族来说，其变化“乃意味着全社会农业劳动剩余在他们之间分配比例的变化，并意味着他们全支配阶层对于农民统治经验和技术的增加”⑻。为这种体制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实际上是想为此种颠倒主次的强权官僚统治披上了一层合法且合理的外衣。这不能不让人把官僚政治蔽护下的土地私有制归结为给官僚贵族与地主带来利益的官本位的原始发展动力。

３.儒家思想。以圣人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仁治”、“礼治”思想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魔方与强大的理论工具，它是官本位思想从政治、经济向社会文化全方位渗透的辅佐工具与学理支柱。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石破天惊的提出以及只有儒学才能创设“大一统”的统治秩序之说，恰恰是相中了在百家争鸣中独树一帜的儒家倡言服从与被服从、支配与被支配的文化中蕴藏的明君贤臣思想所奠定的政治格调，这与封建统治者苦心经营与追求的贵秩序、重名分、尊权威的专制统治无形或有形中不谋而合。此点正是儒学思想历经传承和变异但却始终不离其“仁治”、“礼治”之宗进而立于不败之地的奥秘所在，换言之，这是儒学和统治官僚相互考验和选择的结果。封建官僚与各时期的儒学代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异化为官僚的一部分)均能为一见钟情式的相互独钟而沾沾自喜。从而使含有浓郁的官本位品味的“官贵民轻”这一儒学之精髓渗透于社会的每个细胞，或变为文化思想形态潜移默化地在时间上与空间上传播。其现实的结果不仅使封建官僚政治得以长期延续和稳定发展，而且使之较为广泛而深入地实现自身的社会化。

４.科举取仕制。科举取仕 为封建官僚的发明物为专制统治源源不断地输送忠实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候选人，它从出现伊始就成为支撑和维持官本位制的载体。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很重要，我们有理由说是由于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灌输给当时中国人一套“修齐治平”的治国安邦的韬略；我们还有理由说是由于实行科举制而鼓励热衷于仕途的人“以学干禄”。貌似面向社会公平竞争的考试制，使得读书成为熟背统治阶级圈定的章句词汇的人视当官为捞取种种社会显性和隐性经济与政治实利的捷径，也是唯一的渠道。做官发财与经商发财二者中无疑前者被处于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当作至理名言，这种旨在做官－发财的思维定势除了窒息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外，还把从上至下的各级政治官僚豢养成贪官污吏”⑼，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封建史传承的仅此一种读书－科举－做官－发财模式。抱着此种人所共知的心理的“贤才”，即使走上仕途(部分是上了为虎作伥的生涯)，“无非是想弄几文钱，回家去阔气。至于国家怎样才能够兴旺，怎样才可以比世界各国还要强盛，怎样才可以为民除害，怎样才可以为国兴利，这些事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⑽“学而优则仕”的孔孟之道实际上是以受教育者所含的信息量和信息品质为参照的，是官本位中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等级观念的实践论，让它成为价值的衡量标准是失重的。

５.封建意识。中国封建官僚政治及其滋生的传统政治心理是官本位思想得以维持与巩固的坚实基础。对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君王来说，其境内的臣民与其说是能创造财富的奴隶，不如说是其私有财产。所以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使民主、自由与平等成为泡影。正是在这种强权政治 下诸如以“清官”、“明君”、权威型政治人格、权力崇拜与权力惧怕心态、狭隘顺从心理、“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等级观念和义务本位观念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心理⑾逐渐从“不正常”态势走向“正常”态势。诚如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所坦言，“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那么辽阔， 的专制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⑿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杰出的思想家们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手段深化封建意识，或武力惩罚(连坐等严刑峻法)，或愚民政策(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的“常使民无知无欲”)，或精神虐杀(“存天理，灭人欲”等)，或封建道德规范(君臣、父子、夫妻、孝悌、礼义等等)。中国没有“即保证允许并保护公民从事参与社会管理所要求的各种事项的原则”和“是必须写进宪法中去的”⒀民主的法制条件，只有劳动人民是养君子的小人、各级官僚是治理者和统治者的封建礼教规范。在中国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和父家长制架起的社会结构中，不可能产生民主的精神素质而只能形成“为民作主”的官本位思想意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的事实掩盖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愚民政策，而产生的官本位思维定势是毫不足怪的。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极矛盾激化时忍无可忍的“顺民”和“乌合之众”纠聚起来推翻一个个王朝，其实质并没有动摇封建专制的基础，因而也不可能改变封建专制的历史，官本位思想依旧嚣张。

官本位作为在中国奴隶社会萌芽和产生、在封建社会“发扬广大”的一种文化传统，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自然经济状态下剥削社会的法宝和“唇齿相依”的兄弟，它以其独特的渗透力注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尽管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频繁更替、君主角色经常变化，但作为官文化核心的官本位，这一深深沉积于社会历史的传统却丝毫未曾改变，并且构成每一代后来人沉重的历史负荷。它不仅以观念形态的形式存在和积淀，而且还以社会习俗、个人习性和习惯势力的形式存在和积淀。官本位是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封闭的专制主义制度的产物，专制社会的土地、商品与市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而受到封建官僚的严格管制和干预，“官府权力在支配一切过程中，无限扩张，不断腐败，很多场合下流为谋取经济利益或社会、文化地位的捷径。”⒁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而对全社会的超常强制，不仅使社会成员丧失殆尽其自主性与独立性，而且作为罪魁祸首的一点则是导致人们对权力、对官僚的无限崇拜。

注释

⑴张平治、杨景龙《中国人的毛病》第88页中国社会出版社

⑵⑻⑼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43、89、1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⑶缩印本·1989年版《辞海》第114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⑷《晋书》第107卷《石季龙载记》下

⑸《武林旧事》第七卷

⑹⑺田培炎《公务员的理论与实践》第165、1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⑽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⑾参见刘松阳、刘锋《政治心理学》第132-14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⑿(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第129页　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⒀(美)科恩《论民主》第121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⒁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第280页书目文献出版社

官本位是人情世故的根源 官本位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