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阅读笔记（诗学鉴赏篇）
自我独白什么意思 随笔文体的源起思想基础与诗学特质
文体是一种以文字装饰思想的特殊方式。在古欧洲，文体最初属修辞学范畴中的一个概念。修辞是一切言说的艺术，当人们选择公共场合的言说形式时，就是修辞学的开端，也是文体学的源头。
吉尔伯特·默雷认为，“我们只能从雅典的政治演说和小册子里找到散文的渊源”。这指明了修辞与散文的渊源关系。英国作家本森将随笔溯源至柏拉图对话。当我们致力于探寻西方散文体式之一的随笔文体时，或许无法避免地要谈及对西方思想至关重要的修辞学和对话体。以下主要就思想基础与诗学特质，对随笔与修辞学和对话体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分析与探讨。
修辞学体现出的较强的言说自由和个体意识觉醒，为后世随笔“主我”的自我言说奠定思想基础。西方修辞学的产生与民主政体有关。古希腊语中“rhētorikē”译为“公共演说的公民技艺”，是一种“技术”。据记载，先出现的是作为修辞教师的智者。当时的人们推翻了寡头政治，并模仿希腊建立了民主政体。
人们纷纷向新的政权提出收回曾被剥夺的财产的诉求。这一变革产生了两种影响其一，公民为证明自己诉求合理而有了自我言说的表达欲望；其二，民主政体的确立使普通公民在涉及城邦和公众利益的事项上有一定发言权。因而人们对能提供口才训练、提高演说能力的修辞家倍加推崇。可见，在古典时代的民主政体下，公共演说空间的开放为个体的自我言说提供了自由表达的场域，演说技艺由此产生并得到发展，也是最初的“修辞”所指。
言说自由之下是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于个人主体而言，以自我言说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公共秩序的重建，是“人”的主体性在公共领域交往中的体现。哈贝马斯认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以言行事的陈述中得以展现。修辞作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言说艺术。修辞主体和受众双方在修辞行为中建立起相互作用的关系，并展现各自的主体性。
前者表现为修辞策略，后者则以选择听或不听，或表现以愤怒、友爱、恐惧和怜悯等外在化情感，进而又影响修辞主体的修辞策略。不仅如此，亚氏演说三种类型的划分（“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和“典礼演说”），更是人们在不同公共空间交往互动的明证。个体在公共领域的互动中逐渐建构起一种自我言说的形式，“人”的个人主体性在此过程中得以凸显。散文以“自我表现”为文本核心理念，蒙田的随笔则直接以“我”的视角延续着对“人”这一主题的思考与探索。
蒙田曾表明心迹“读者啊，这是一部真诚的书……我要讲述的是我。我的缺点，还有我幼稚的表现。……我很乐意把自己整个儿 裸地向大众描述。”由“认识你自己”到“我知道什么”并扩充到对整个人类的体认“每个人都是人类处境的完整形态。”蒙田随笔在对自我和人类的认知和反省中充分展现出个人主体性。修辞作为探索个体与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实践理性规范，为后世以“我思”状态呈现的自我言说的随笔奠定思想基础。
对话具有丰富的形式内涵，是西方诸多文体的温床。英国随笔家本森曾提及西方对话体裁的母体性，“西塞罗的这种特色又要归功于在他的对话录中孕育着小说和随笔萌芽的柏拉图”。施特劳斯则将柏拉图对话《会饮篇》解读为一种颇具意味的戏剧。可见，在西方，对话对小说、戏剧和随笔等诸文体的演变和发展有着举重若轻的作用。尤其是对话体中的“对话性”对随笔文体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话”是在修辞由“术”向“学”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位哲人对修辞的态度见证了修辞由“术”向“学”的转变。在哲学家看来，为满足诉讼和演讲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修辞术主要针对具体问题，以说服为目的，强调技巧的使用，甚至不惜通过激发人们的非理性情感如怜悯、愤怒等，以达至煽动、蛊惑终至说服的目的。
这种技艺强调实践和目的，不涉及伦理判断，无视学习者的道德品质以及对正义的考量，跟哲人们积极求取普遍真理的理性思辨相悖。故苏格拉底对修辞学家的态度不甚友好，这在柏拉图的《斐德若》里有突出的表现。柏拉图则将修辞看成是一种技术（techne），而不是知识（episteme），不仅在价值上对修辞术进行否定，还从政治道德上对其批判。柏拉图认为，在政治道德上，修辞术容易为别有居心之人利用，民主政体将被践踏，成为谋私的工具。尽管饱受哲学家的非难，但修辞学并未就此式微。亚里士多德为修辞学所作的修正促使修辞学向一门知识和学问的方向迈进。在当时，以言说的方式达致说服的目的除了有修辞术，还有辩证法。
加入辩证法后的修辞学，促成具有开放、对话和思辨特性的对话体的诞生。，“对话”是辩证法在言说形式上的对应物，具有对话性和开放性。辩证法在古希腊语中指对话和探讨。几个人聚集在一起，通过交谈、讨论和对话，各种异质思想在你来我往的言辞之间交汇碰撞，得出或然性真理。它容纳各种异质思想，充分尊重每一个声音，在主体间的交往中不断进行理性批判，追求一种哲学上的意见。
，辩证的思维方式体现在“对话”中，使其带有较强的“思辨”色彩。辩证法强调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考察问题，苏格拉底式的 便是辩证法的突出体现反讽、归纳、诱导和定义。先自称无知，由此引出对话者对某个问题的见解（即众人所认同的习俗），诸如正义、善和勇敢等，然后通过问答逐层驳辩，使对方现出矛盾，承认无知，进而反思成俗定规。柏拉图继承和发扬了这种“辩证式的论辩”，并将其作为专门的哲学对话训练，体现在他晚期的对话录中。必须是对话而不是独白，才能在意见的交锋中、逻辑的层层推进中，获得对善和智慧的认识。
其中，对话性作为对话体突出的诗性特征被蒙田随笔创造性地继承。蒙田随笔的对话性摆脱了“对话”的外在问答形式，一方面表现在自我审视和反省地“自我对话”中，另一方面表现在与读者之间的对话。蒙田的“自我对话”从那句“我知道什么？”开启了自我反思之路——“认识你自己”。
这是镌刻在德尔斐神庙门楣上的古老神谕，其最难处莫过于深入意识领域，对自我内部思维的捕捉，因“思维的无形无序”而使得这项任务抽象模糊且困难重重。文中以类似自我独白的话语表现其对“自我意识”的认知、捕捉和诉诸文字的过程“捕捉游移不定的思想，深入漆黑一团的心灵角落，选择和抓住细微闪烁的反应，确是一项棘手的、比表面复杂得多的尝试。”
不仅如此，蒙田还看到了时间序列中“自我”的动态发展“从今以后，我这个人只及得上从前的一半，不再是原来的自己。我天天都在消失，都在离开自己。”这些都是以自我对话的口吻，深入剖析内在自我意识的表现，与现代“独语”随笔风格相近。可见自蒙田开始，具有现代感的自我已悄然发生。
“与读者对话”则表现为大量地使用插入语，在离题闲笔、插科打诨中，蒙田之一人称“我”的叙述像极了两人对话的口吻，如，“我也不愿意略去另一条狗的故事，也是这位普鲁塔克说他亲身经历的。（我知道我在叙述时缺乏次序，今后在这部作品中叙述这些故事时也不见得会遵守。）”。这很像一人向另一人讲述故事，括号中还对自己的叙述进行调侃、打诨，吸引关注。又比如，“这段插话有点偏离我的主题。我信马由缰，更多的是放任，不是疏忽。我的思绪绵绵不断，偶尔离远了两处相望，角度是斜的”。坦诚交代，直言自己的离题，有种自我调侃的幽默。，最为经典的是其随笔扉页的《致读者》，语气、姿态就像一场欲拒还迎的广告语这是一本真诚、 的居家私语，是否值得您一读呢？充满着暗示性。
诗学鉴赏篇 诗学之一章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