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的胸怀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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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意识在我国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历经挫折和磨难形成的非凡智慧。它也是古代士人的重要精神品质，以“忧国忧民，逸劳而死”为人生信条，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价值准则。这种精神品质主张生活在快乐安全的环境中，担心危险风险，主张有备无患。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忧患的关键时刻，忧患意识就会迅速释放，强烈生成，成为化解社会危机、破除自然风险的强大精神力量。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天下无道、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有着乱世的危机感。他的弟子们所记录的《论语》中，多处描写和谈到了焦虑、忧愁、悲哀、愤怒，尤其是“君子忧道而不贫”这句话，打破了这位儒家先人的焦虑意识。儒家忧患意识的核心是忧患意识的演变深受历史境遇的影响和推动。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不同，忧患意识在文人身上的表现也不同。西汉中期以前，国运昌盛，民心安定。几代有着修齐平定政治野心的文人开始梳理和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无论是汉高祖时期的陆贾、文帝时期的贾谊，还是汉武帝时期的许乐，都把秦朝迅速灭亡的内外因素作为重大问题来考虑和解剖，表现出居安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思想。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内忧外患频繁、积贫积弱的北宋文人身上尤为突出和明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灵官传》序中写道:“忧劳可兴国，闲可亡...丈夫的不幸往往积少成多，智慧和勇气则困于溺水。”曾经创造了宋代文风的文学领袖们所表达的发自内心的悲伤和深深的焦虑，是宋代文人群体的共同感受和共同认识。这种悲凉和焦虑，不仅谱写了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序幕，也为北宋“改弊存利，振兴现行法”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指出的:“终于出了一代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带着宗教的热情，要求表现出对现实世界的野心。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就像风浪一样势不可挡。”

明清之际，以学以致用、济世为政治信条的著名思想家顾在《日知录》的开篇中说“护国者，君与臣，食肉者谋之；保天下者，夫之虞，责之也。”作为清初三大儒之一，被后人誉为清学鼻祖的他，以深沉凝重的忧患意识撰写了《天下郡县病书》等传世之作，鲜明地表达了“以天下之力度人于天下”的政治主张和“师君子、学明道、救天下”的人文诉求。无论是孔府中的孔孟，还是继承和践行儒家学说的陆贾、贾谊，抑或是继承和延续儒家思想的欧阳修、顾，这些中国古代圣贤、大学者、杰出文人，都站在时代生活圈的顶端和社会发展链条的中心，以其博大精深的洞察力，追溯和探索中国政体演变的历史教训，力求为当代和后代提供借鉴。忧患意识是中国文人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反映，是张载倡导的“立天地、为民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德理想在中国文人身上的具体体现。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更是一种为民请命的民本情怀。历史上许多儒生以爱国为政治志气，以伦理为价值取向，在平静的岁月里体验“掩目不畏云”的智慧，保持“从容过云”的自信，试图在安全存亡之际，建设一条美丽、繁荣、祥和的海晏河。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受到大道之源《周易》中忧患思想的熏陶、熏陶和启迪，在岳阳楼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成为中国士大夫自强不息、担当道义、拯救人民的永恒励志格言，范仲淹成为古代文人。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不是像西方文人那样建立在揣测天意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完善自己的道德理想、彰显自己的本质力量、服从命令、革故鼎新、关心人民、造福人民、忧国忧民的基础上，这是传统文人忧患意识的主要内涵和重要特征。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末民初，我国历史上无数爱国文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和辉煌的文章，其中屈原、杜甫、张、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顾、林则徐、谭嗣同、梁启超、黄遵都是杰出的代表。从屈原的“哀民命苦”，到杜甫的“穷年忧李渊，叹肠内热”，从陆游的“死袁知无不言空，却悲不见九州同”，到文天祥的“自古谁无死命，留一颗心照青史”，从龚自珍的“九州怒风雷，千军万马怒。从谭嗣同的“横刀我笑天，肝胆留两昆仑山”，从梁启超的“谁爱国家千泪，说陈虎不公”，到黄遵宪的“忧国忧民，化为他人仙境” 可以说，以忧国忧民为主要内容的忧患意识在历代文人中代代相传，成为传统文人的思想境界并得以传播。 中国传统文人以纸笔描绘民族的艰辛与坎坷，以文字描绘国家的盛衰，以笔墨描绘人民的疾苦，以文字指出陈统治者的笨拙。诗歌和文章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和神奇，它以一种不同的形式传递了中国文人被压抑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的震撼常常引发人们和后代。

“畏危者安，畏死者存”。忧患意识滋养了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培养了他们的经世精神和政治原则，诠释和表达了他们的特殊话语和特定内涵，让人们分享和赞叹中国文人忧国忧民的高超品格。与佛道两大意识形态相比，传统儒学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入世”精神，“入世”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忧患意识。可以说，忧患意识是中国文人的重要精神特质，是中国文人与生俱来的思想禀赋。从儒家创始人孔子开始，纵观中国历代，大多数文人都抱着“劳则兴国，闲则亡”的忧患意识，把自己的利益、荣辱、名利看得如粪土，把民族、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附在心上，对国内外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始终保持着敏感、警觉和防范的态度，力求国家富强。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即“君子和而不忘危，存而不忘死，治而不忘乱”，一方面促使中国历代文人敢于直言，在朝廷上向君王进谏；另一方面又驱使他们赶到边境重整军备，提前化解潜在危机，尽力消除不可预见的灾难。，笔者认为儒家所追求的忧患意识是中国文人特有的一种批判思维和批判精神。正是有了这种批判思维和批判精神，一些文人才能够坚决抵制和有力抨击封建制度中那些不顾国家和人民的汉奸、邪恶和异端，才能以犀利的观点和恳切的言辞陈述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改革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说，忧患意识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方法。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一些文人由于历史的羁绊和制度的束缚，只能通过“以身报国”、“舍生取义”、“舍生取义”来表达自己的忧患意识，实现内在超越和自我完善。儒家忧患意识虽然对专制皇权有一定的抑制和批判作用，但与现代知识分子所秉持的批判意识不同，这是由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是在人人平等、以现代法治文明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环境中产生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不是对一个社会个体的批判和否定，而是依据理性原则和法治理念，从整体上对某一制度缺陷进行识别、审视和改进。今天，我们不应该苛求那些具有良好动机和理想良知的传统文人，因为他们的主观愿望只有在打破封建专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作者:刘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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