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取代五经的历史过程与意义(四书五经的思想精髓)
五经是什么?四书如何取代五经?从中读出思想的一大突破。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四书五经。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绕不开。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的瑰宝。
“四书”一词源于宋代,指《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 《诗经》;“五经”的名字始于汉武帝,指《尚书》 《礼记》 《周易》 《春秋》 《朱子学与阳明学宋明理学纲要》 《论语》。
《四书五经》不是有些人理解的儿童启蒙读物。其实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不一样的。在古代,只有少数有一定经济背景的家庭才会送孩子读书。
如果你足够幸运,满足了出去读书的门槛,很多人一辈子都读不完他们的书。古代科举制度的录取率远比现在的高考残酷。秀才要想通过科举实现抱负,要通过书院考试、地方考试、乡试、选宫考试。
有句老话叫“三十而知经,五十而少士”,意思是在科举制度下,选拔极其残酷,一个人到五十多岁才成为士,并不稀奇。
最近,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四书五经”作为传统儒学的精髓,进入大众视野。国学培训班“一位难求”,高校也成立了国学研究所。
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后人2000多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依然充满生机。它始终流淌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液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情感归宿,涵养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那么你想过四书五经是怎么产生的吗?为什么是这“四书”?为什么四书先于五经?“四书”取代“五经”只是考试重点的变化吗?
复旦大学吴镇教授从时代变迁的背景出发,探讨宋明理学的思想意蕴和理论辐射。最新力作《孟子》可以解答你的困惑。这本书脱胎于复旦大学一门颇受欢迎的哲学新课程,思想史与哲学史相结合的写作 令人耳目一新。
01
新经典的形成
“四书”是被他们建构起来的
所谓“四书”是指《大学》 《中庸》 《五经正义》和《孟子》。但无论是初唐的《大学》,还是中唐以后形成的“十二经”,不仅《中庸》不在经典序列中,而且《礼记》、《大学》也不是从《中庸》独立出来的。
中唐时期,由于韩愈、李敖的倡导,《大学》、《中庸》开始受到一些关注。
《礼记》和《大学》原本是经典《大学章句》中的称谓,一直没有独立出来。从中成为新的经典,必须再做一些修改工作。
朱子对《大学》的重构体现在《传》。他以理学解释《格物补传》一书,认为第五章《张》中的《大学》在流传过程中丢失,以128字冒充《大学》。朱子修订的这个《大学》,史称“《大学》新版”。
朱子还认为,《大学》在学习方面有“初学入德之门”之一的地位,这意味着阅读必须从《中庸》开始。至此,《中庸》的地位陡然上升,排名“四书”之首.
至于《中庸》,其哲学进程始于宋代的范仲淹、二程、司马光等人。103010这本书之所以在历史上受到高度重视,与其丰富深邃的思想.有关
103010的前三句总是很难理解也很重要“天命即性,自发性即道,修道即教。”三句看似简短的话,却蕴含着天、命、自然、道、教育等重要的儒家观念。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一系列概念,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推动力
/tos-cn-i-tjoges91tu/TCBECPEHF5p70R~tplv-tt-large.image?x-expires=1983467194x-signature=X6SzuOUG9cqjNGIA2q7BZP4DkOs%3D" />《孟子》的受重视始于韩愈,在9世纪晚于韩愈的“十二经”中仍未见《孟子》踪影。入宋以后,经孙复、石介、二程、张载特别是王安石的大力推崇,至宋徽宗宜和年间(1119—1125),《孟子》被刻成石经,列入“十三经”,至南宋淳熙年间,又被朱子列入“四书”。
“四书学”的建构,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为标志。从《学庸章句》和《论孟集注》的书名来看,朱子沿用了经学传统的章句或注疏的手法,但事实上与传统经学的注疏手法迥然不同,集中表现为以下四点
之一,朱子注重文字训诂,但他却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力,尽量控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竭力避免烦琐的印证工作。
第二,朱子的四书诠释非常突出思想性、义理性,有时为了解释一个概念,不惜打破注疏的格套(例如“疏不破注”之类),使用大量文字进行比较详细的解说。
第三,朱子的“四书学”自成一套严密的义理系统,建构了一套理学的思想体系。
第四,“四书学”的形成在儒学经典史上影响深远,构成了一套儒家新经典,伴随后世科举制等文教政策的落实和推广,逐渐取代了“五经”的地位,赢得了“四书五经”这一新经典系统的殊荣。
在1200年至1900年的七百年间,“四书五经”成为中国知识人的必读书籍,对于中国近世社会的知识、思想与文化的延续与建设奠定了方向,对东亚世界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02
“四书”取代“五经”
是对汉唐思想的大突破
儒家经典构成儒学思想的基本系统,并对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从历史上看,在先秦“子学”时代,儒家经典的“六经”系统就已初步定型。,将经典知识转化为一种专门的学术形态即形成所谓的“经学”,则是进入汉代以后,以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倡议被纳为国策为标志。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五经博士”设立作为制度保障,被认为是“经学”正式确立的标志。
自此,汉代经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在政治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具有制度化儒学的主要特质,可以赋予社会制度及秩序以思想经典的依据和保障。它包含丰富的儒家思想,对于形塑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形态具有重要作用,总体特征表现为“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和实践取向。
董仲舒画像
从 论的角度看,汉代经学研究注重运用文字训诂的 ,并注重名物典章制度的注解,力求曲尽其详,讲求家法传承。唐代经学则进一步对汉代经学的注解进行疏释,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逐渐统一各家经学注疏形成“十二经”。这一方面意味着经学形成了统一的知识系统,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套稳固的意识形态。
在宋儒眼里,虽然至唐宋之际,经学注疏已经构建了一套庞大的系统,却存在着刊落儒学“性命之源”的问题。他们过度关注文字训诂,可是忽略了儒学的思想精神和哲学义理。
在宋代新儒家看来,这可是念兹在兹、耿耿于怀的大问题。也就是说,新儒家想要实现“思想突破”,必须摆脱汉唐经学注疏的旧格套,重新挖掘出儒家经典中湮没不彰的性命之学。
我们可以说,宋代新儒家是从反拨汉唐经学的注疏传统上找到了思想突破口;但另一方面,义理之学的建构又不能脱离于儒家经典,经学仍然是义理之学存续的文本基础。
关键就在于如何在摆脱汉唐经学“旧之注说”的,重建经学传统和经典系统?这才是摆在宋代新儒家面前的思想课题。
如何把握经学与理学间的关系?此处可以以程颐的观点为代表解释就读书过程看,义理与经典同样重要,读经以明义理与先明义理而后读经这两种 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含摄或转化的。就原则而言,则应以“义理”为终极目标,切不可拘泥于文字训诂。
程颐画像
程颐的义理《易》正是以理学解经的典范之作,也可称作经学理学化的典型。朱子承程颐之法作《四书章句集注》,从其体例看,兼顾训诂而突出义理——特别二程道学一系列的道学思想,并融入朱子自己的哲学观点。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朱子的四书学系统体现了化理学于经学中、力求义理与经典相统一的特征。《四书章句集注》足以被视为经学理学化的成功典范。
还要讲一下王阳明的经典观,也可被称之为心学经典观。与朱子遍注群经相比,王阳明没有留下任何一部有关经学的注疏著作,他唯一一部可称作经学注疏的著作是《大学古本旁释》。这与阳明本人不喜注经的思想特质有关,更与阳明对经典知识的看法及其对朱子经学思想持批判态度有关。
王阳明认为,自孔子之后直至宋 学的兴起,逐渐导致“虚文胜而实行衰”的知识状态,更为严重的是,人人凭借自己的经典知识,意见纷纷,并以“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产生了“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等可怕后果,而所有这一切现象的根源就在于“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很显然,阳明的这番话是暗指程朱理学以来的经典著述活动应当承担上述后果的责任。
王阳明画像
,阳明心里也清楚,传授经典的诸多经学知识是不可或缺的,德性之知并不排斥闻见之知,致良知同样需要一般道德知识。阳明对经典知识有一基本态度不可动摇
他坚持认为,问题不在于后世儒者的“著述”对于解读经典是否必要,而在于这些著述活动已然忘却了孔子“删述《六经》”的根本旨趣——“敦本尚实,反朴还淳”,“务去其文,以求其实”。归根结底,阳明认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不在于徒增书本知识,而在于使圣人之道复明于天下。
03
礼教的压迫
当礼与理走向日常生活
在孔子开创的古典儒学的思想系统中,作为内在德性的“仁”与作为外在规范的“礼”同样受到重视,仁与礼互以对方为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而有别于“禽兽”,就是因为人所构成的社会是一种礼仪社会,从而使人成为一种道德性的社会存在。
这种礼仪精神是普遍的,对任何人都具有普适性,但礼仪制度却是具体的。,儒学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把礼学思想落实为礼仪制度,让具体的礼仪制度体现出礼学精神。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理论与现实、思想与制度之间加以调适,避免二者发生脱节。
以天理观的重建为标志的理学思想,至朱子学有了重要的理论推进,其表现之一就在于解决这个问题围绕国家(王朝)和家族(宗族)这两个中心,如何将理学思想落实在现实的礼仪制度层面,以重现儒家伦理的价值和意义。
,礼仪理学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观念上的变化,“礼”被规定为“理”之“节文”,是理的一种仪式表现。这样一来,礼获得了理在抽象思想层面的保证,理又借助礼获得了具体性。这一思想成为朱子礼学思想的根基。
从语言形式看,“礼即理也”的命题将礼与理直接同一,似乎泯灭了两者的差异,不免导致礼的天理抽象化,故清代有儒者指责宋儒将礼从实际生活中抽离出来,坠入抽象玄谈之窠臼。
若将该命题置于整个文本的脉络中,我们便可发现朱子旨在强调礼与理乃相即不离的结构关系,而非理念上的同一关系。
礼是理的呈现,而理是礼的保障,换言之,理的具体性表现为礼,礼的法则性表现为理。就此而言,可以说朱子“礼即理也”的命题赋予传统礼学以理学的依据,通过理学观念为礼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绝非后人所指责的那样,“礼即理”便意味着以理代礼,遂使礼学产生空洞化的后果。
“礼即理也”容易导致的另一误读是由于理属本体论的概念,具有永恒不变的特质,因而作为理之体现的“礼”也可能成为固定不变的东西。这一解读看似顺理成章,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其后果将使礼丧失“以时为大〞的时代性,导致唯古礼为是的复古主义。
从根本上说,这种复古主义态度与孔子的礼学精神相违背。尽管礼学有着代代相因的基本精神,作为制度的礼必须因应时代要求而改变。即便“圣王”复兴,也需要根据当代的“世俗之礼”来改变“古制”之礼,符合儒家礼学的基本要义。
朱子一生遍注群经,《四书集注》是其成就的巅峰,但他没想到他撰写的《家礼》在无意间成为后世认可的一部经典。《家礼》一书在明清时代成为一部儒家的“新经典”。若从东亚文化圈观之,该书在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或许可以超过后来被当作科考书的《四书集注》。
朱子《家礼》主要涉及四方面的内容冠婚丧祭。其范本乃是《仪礼》《礼记》等古礼,其对象主要是士人和庶民,故其适用范围遍及一般家庭,成为后世中国社会家庭礼仪的典范。
《家礼》标志着儒家礼仪由思想落实为生活、由经典转化为常识。它推动了儒家礼仪文化向社会基层、普通人群深入拓展,而且影响深远,逐渐在东亚形成了一种“家礼学”传统。
概言之,宋代新儒学是对汉唐经学的一场“思想突破”,在此过程中,出现了重建儒家“新经典”的运动,经典诠释也出现了理学化的转向,其典型标志便是“四书学”的形成,而其典范之作是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
与此,在“礼即理也”观念的引领下,新儒家开始了一场将思想落实于生活的礼学重建运动,出现了以建构家族礼仪为核心内容的“家礼学”,不仅在哲学层面,更是在文化层面,推动了儒学的全面复兴。
关于“四书五经”、朱子学与阳明学你有什么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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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式概览宋明理学的思想意蕴及其理论辐射力
朱子学与阳明学
宋明理学纲要
作者吴震
既“入乎”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理论内部,又“出乎”其思想框架,复旦大学广受欢迎的哲学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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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欣悦、黄泓
观点资料来源《朱子学与阳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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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b01@p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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