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并非《三国演义》的唯一作者是（三国演义作者）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并不是《三国演义》的唯一作者。

00-1010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经历了一个从正史到文学作品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作为一部小说，《三国演义》的伟大意义在于把艰深复杂的古文变成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故事，对于塑造中国人的精神、滋养中国文化的作用不言而喻。

对待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对待文学作品的态度。文学出于表达、主题和传播的需要，会有一定程度的打磨和改造，这是由文学作品的特殊属性决定的。尤其是一些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与史实会有明显的差异。

不幸的是，有些人就是犯了不清楚对象的错误。看史书，厌恶枯燥的史书，抱怨古人为什么不津津有味地写；看了改革后的历史小说，“考证瘾”在心里蠢蠢欲动，觉得文学作品不能严格忠实于史书。于是，就像一只进退两难的“蝙蝠”，它在鸟兽之间进退两难，不知所措。欣赏文学作品，其实就是摆正心态，欣赏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欣赏作品的光辉或深刻；学习历史要认真，力求真实正确。这样才能让自己不焦虑不安。

废话少说，言归正传。《三国志》转化为《三国演义》，并不是某个学者(包括作者罗贯中)直接把一本厚厚的史书翻译成当时流传的白话文。作为一两个学者，他永远无法把这个历史故事讲得如此充实精彩。从正史到小说，必然有一个民间的过程。在传统社会中，一些在考场上落榜或不太成功的读书人，为了谋生，会发挥自己有文化、能言善辩的特长，把一些下层社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翻译成妇孺皆知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以此来谋取一定的报酬来养家糊口。

说书人在旧社会是一个很底层的职业，但恰好是这个职业，完成了深邃复杂的智慧与民间精神饥渴需求的对接。他们从事的不仅仅是谋生的事业，更是一座桥梁，一个伟大的文化传播者。为了使他们的书店更受欢迎，这些说书人必须努力使他们的书更加独特和精彩。这样看来，很明显他们对历史的干巴巴的直译是无法赢得观众的，所以他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和润色。他们当初从未意识到的是，最初单纯的谋生欲望，让他们扮演了一个文化创造者的光荣角色。

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翻译同样的史实，也会加入自己的理解，填补史籍中的空白和断裂。毕竟很多历史事件都是史书上三言两语写就的，没有一本史书能承载历史的全部信息。哪怕是非常简单的历史事件，也只是史书上对关键环节和关键人物的简要记录，不可能全息记录所有细节和过程。这些破碎的地方，简短的地方，的地方，为讲故事的人的二次甚至无数次的创作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和创作空间。就这样，摘要的历史记录被说书人创造成大致相似但绝不雷同的不同版本。

说书人在努力扮演翻译者、传播者、创造者的角色，但那些因为文化水平低甚至不识字而总被视为“傻子”的民间听者占据了绝大多数，并不是盲目片面的听。他们总会把听书的感受反馈给讲故事的人，让讲故事的人不断完善自己的故事，努力让故事更加精彩和完美。

听众还会时不时地扮演讲故事者的角色，把自己的故事转述给他人。而这些“ ”的说书人，会根据自己的好恶，弃之无用，添油加醋或者移花接木。这些看似幼稚甚至不负责任的行为，恰恰是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山不择其土，故能成其高；大海不择其流，故能成大。不仅是a 《三国演义》，几乎所有传世的伟大文学作品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就这样，无数的线索或素材进入民间，再经过民间无数次的丰富、转化和创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元素。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相当有眼光和才华的人去筛选和整理，一部文学作品就诞生了。这就像一粒种子。

掉进了泥土里，无数的阳光雨露、泥土水分滋养它，呵护它，直至成为参天大树，只要遇到一个工匠，它就可能成为器物。器物怎么样，完全决定于这个工匠的水准。从这个角度说，岂止罗贯中不能在《三国演义》的创作上独居大功，《水浒传》、《西游记》乃至《红楼梦》概莫如此。不过在无数的“工匠”里，他们的水平更加高明，属于巨匠层面的文人。所以，才有巨著、名著的诞生。

到民间去，再从民间来，又回到民间，这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和准则。认清这个艺术规律，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也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现在很多艺术创作者埋怨，缺乏素材、缺乏线索。其实，这些东西从来没有缺乏过，我们每个人都徜徉在一片遍布宝藏的海洋里，唯一缺乏的是眼光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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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吗? 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