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对太平天国的影响（太平天国杨秀清尸骨）

洪秀全反封建思想的目的 在太平天国时期，杨秀清如何执行反孔、反封建迷信的方针？

引言

在封建社会的后期，特别是到了近代，能否冲破孔学思想的牢笼，确实成了衡量一场社会革命运动所能达到何等深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太平天国革命比历史上农民革命发展水平更高的标志之一，也就在于它具有显著的反孔倾向。

不可否认，在太平天国时期，总揽朝政、辅佐天王治国的杨秀清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不仅协助天王，参与了《天朝田亩制度》的制定，而且，受天王重托，在此前前后后于天京领导了一场除旧布新的改革。

诸如在城厢雷厉风行地镇压反革命，“诛戮妖魔之官兵”，搜捕官僚地主和内奸暗探；宣布菜地、店铺一律归公，金银财物概入圣库；管制商业活动，组织手工业生产，使“百工技艺，各有所归，各效其职役”；实行“无分富贵贫贱，父子兄弟各有差事，量才夺用”，并“给予衣食，视同一体”，米粮“按人口给发登册”；以及革除缠足、娼妓、买卖奴婢等摧残妇女的陋规恶习，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和城防劳动等等。这些措施尽管是暂时的，但都饱含了同旧世界宣战的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显示了革命农民独立管理社会的尝试。

倘若我们说洪秀全是太平天国伟大战斗纲领的制定者，那么上述事例就生动地说明了，杨秀清乃是勇于实践这一战斗纲领的革命家。儒家孔学最早是一个政治、学术思想流派，产生于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其后，它作为一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封建社会享有着“独尊”的地位。尤其自宋、明以来，标谤“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的出现，它更成了维护日趋没落的封建统治、禁锢民智、遏阻革命的反动思想武器。

考察史实即可发现，太平天国的反孔完全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表现为一种暴力行为。反孔亦即反对封建主义的偶像崇拜，是太平天国反封建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拜上帝会的创始人洪秀全以及冯云山、洪仁早年都受过封建主义的教育，深深懂得孔丘及儒家孔学在人民中，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占据了精神统治的地位。

他们宣传“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孔丘却被捧作“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神圣不可侵犯，受人们的顶礼膜拜；他们主张“天地万物人为贵”，鼓励人们振作精神，相与作中流砥柱，挽既倒狂澜，，风靡一时的“释聃尚虚无”、“儒教贵执中”，要人无所作为，安分守己，这无疑是起来造反的更大思想障碍。严酷的社会现实告诉他们，要命就非得向孔学及孔子等一切封建权威开刀不可。

，从一开始，洪秀全等人就毫不犹豫地把孔丘划入应予革除的“妖魔”“邪神”之列，并身为表率，用砸牌位，斥神象的大无畏行动，公开向孔圣人提出挑战。他们指责孔丘的更大罪过乃是妄自尊大，“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皇上帝；抨击一切孔孟诸子百家不能发挥“真理”，“其旨多悖圣教”，并“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与此，对于在人民群众中有普遍影响的佛道及形形 的封建迷信，洪秀全等人更是必欲加以横扫、取缔而不贷。

洪秀全亲自倡导的这一反孔、反封建迷信的方针，在太平军所占领的地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贯彻。尤其是当革命战争以风卷残云之势向前发展时，伴随而来的，总有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孔、反封建迷信的浪潮。一直到了后期，情况仍大体如此。有的地主文人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不知何意，（太平军）与释道两家仇如水火，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象，悉遭残剥，且目之为死妖，正不知彼所崇奉者果何裨于风俗人心，而深信不疑若此也。”的确，这绝不仅是一场改造“风俗人心”的运动。

地主阶级对其憎恶、恐惧，广大贫苦大众却从中吸取了力量。据《武昌纪事》的作者评述，太平军“斥阎罗为妖，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无识愚氓，见彼所为，谓“天壤间无复有鬼神，”爱敢肆无忌惮，助之为虐，其死心为彼，甘蹈白刃者以此。”唤起人民解放思想，增加胆识，从而矢心革命，这就是太平天国反孔、反封建迷信斗争的真实意义。对于太平天国反孔、反封建迷信的方针，杨秀清是坚决拥护和执行的。据民间传说，还在紫荆山斗争时期，当拜上帝会初步建立后，采取的之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打神庙。

杨秀清和冯云山等人“共邀几十人一齐去打毁雷王庙的神象，触怒了石人村地主王作新。王带团练来捉冯云山、杨秀清，结果被拜上帝会的人打伤十几人。”以后，从金田到南京，正是在杨秀清的具体指挥下，太平军所到之处，孔丘牌位“狼藉满地”，庙宇偶象毁罄荡尽。根据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日清方姚莹给赛尚阿的报告，太平军攻克永安州后，城内“所有坛庙，惟文庙毁坏，须动大工”修葺。革命军锋芒所指，由此可窥见一斑。，在太平军颁布的禁令中，也有“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

定都天京后，为了教育部队“修好炼正”坚持气节和加强团结，杨秀清特授意侯相撰写了《天情道理书》。在这一部革命文献里，作者追述了社会上滥行封建迷信崇拜的由来，据说，在上古之世，“无论君臣士庶，皆是崇奉皇上帝”。以后“代远年湮，世道日入于邪，人心日流于诞，见稍有志识过人之人略有膏泽下于民者，则将泥团木偶塑其而祠之，人人敬拜，世世效尤，而邪魔之说自此起”，致使“天下皆靡然信从，胶固于心”；“迨至黄老入于秦，佛释迎于汉，而魔鬼之惑人日滋日甚”；又“迨至妖胡窃据中夏以来，诱人信鬼愈深，妖魔作怪愈极”。

本来，所谓“圣人”、“贤者”是些“稍有志识过人之人”，他们对人民也做过一点好事，只是当人们将其铸成偶像予以敬拜，生出许多“邪魔之说”，使人民“胶固于心”，他们的作用就越来越坏了。很显然，作者这里也包含了对孔丘这具人造神象的贬斥。江夏无锥子《鄂城纪事诗》记有太平军打下武昌后，杨秀清“具衣冠谒圣”，行“三跪九叩礼”事。有的论者据此就说杨秀清“尊孔”。应该如何分析和评判这条材料呢？

攻克武昌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太平天国文书和清方官私著作对此多有记载。可是，关于杨秀清“谒圣”一事，遍查有关资料，包括地方志，却找不到那怕是一点蛛丝马迹。所以，江夏无锥子提供的仅是一条孤证。按拜上帝会十款天条的第二条规定“不好拜邪神”，“凡拜一切邪神者是犯天条。”太平军军律甚严，对犯天条者，“重则斩首”，“轻者，责打枷示”。

像杨秀清这样的全军主帅，在战事倥偬之际，居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大肆张扬，搞起公开的朝“圣”活动，带头干犯天条，实属难以置信。试想，据《太平天国野史》记，李秀成在行军途中偷读“妖书”尚且受到军纪的严厉处分，那么对于“拜邪神”之举岂能容允宽贷？杨秀清果真这样做了，那又怎样维持其统率全军的地位和代天父下凡的权力？，我们说，江夏无锥子提供的这条孤证又是极不可信的。

列宁说过，“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地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根据地主文人所提供的一条孤证，就给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军统帅作出“尊孔”的结论，这种分析和研究问题的 至少是片面的，轻率的。

应该承认，单就反对封建主义的偶像崇拜，打倒孔圣人这个封建“权威”来说，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是史无前例、成效卓著的。问题如涉及对孔学这一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情况就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了。一方面，正如上所述，为了创建和宣传革命的理论，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很早就宣判孔孟诸子百家为“妖书邪说”，并声称“尽行焚除”；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太平天国又没有全盘地抛弃孔学的经典，相反，出于革命的需要，还不时加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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