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时期的环境 浅析安史之乱的爆发——经济与国防因素的影响

文|喜闻Talk

编辑|喜闻Talk

前言

安史之变，是唐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

这起事故的成因很多，从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来看，均田制与租庸制度的瓦解，致使在籍的人数急剧下降，征兵制度取代了府兵制度，节度使拥有了培养私兵的基础；

而唐太宗之后，唐代军事局势从进攻转为防守，这是唐代中央建立藩镇和释放节度使的一种客观需要。

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了唐代的“外强内弱”的军事结构，并最终引发了“安史之变”。

安史之变发生于中国玄宗末期到代宗初期，安禄山和史思明反叛唐朝，是与唐朝政权之间的一场内讧，也是唐由盛而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这一次的内乱导致了唐代人口大量流失、国力锐减，是大唐从鼎盛到衰落的关键时期。

安禄山和史思明是这场造反的统帅，所以这场起义被称为“安史”。

因其在唐玄宗天宝时期的爆发，又称为“天宝之变”。

安史之变并非意外或突发。而大唐的没落，也不能只从“安史之乱”一事件来解释。

从逐渐瓦解的均田制，唐代的税制和兵制就一直存在着问题，这不仅加剧了当时的不安定，而且还为节度使发展自己的私军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唐代设置藩郡、节度使，是由于军事情况和实际生产力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的。

一、均田制度解体所带来的一连串影响

(一)土地平均分配制度

“均田”是唐代从魏晋到隋代所确立的“三农”体制的继承和发展。

唐代在均田制的指导下，以租庸制为主的赋税体制和以府兵为核心的兵役制，为唐代开创盛世，开拓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导致了土地制度的崩溃，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变化。

“均田制”指的是根据人口比例进行土地的配置，其中的一块土地经过一定比例的分配，可以成为“永业田”；有些田产在自己去世后要交还给朝廷，这就是所谓的“口分田”。

“均田制”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民有其田”的政治理念，从而“为民置产”，减轻赋税的利益可以真正惠及农民，而不会被土地所有者所压榨。

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发布了“均田令”，自那以后，北齐、隋、唐虽然在土地的份额、奴婢和耕牛的情况上发生了变化，但基本上都沿用了“均田”制度。

实行均田制度的首要条件是拥有大批的农用地。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个无法扭转的问题，即平均田制。

在唐朝初期，由于社会安定，人口不断增多，对耕地的需求量急剧上升。

，由于转卖、隐匿等原因，已有的土地被私有制，而新的农民也没有足够的土地来耕作。

(二)租庸调制

租庸 为一种基于均田体制而形成的赋税体系，其瓦解与土地均田制的瓦解是出现的，彼此促进。

“租庸调”指的是租乃田租、平者为劳役、调者为户。

在《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新唐书·食货一》中，有一条规定唐高祖吴德时。

“一丁租二斤，绢二尺二，绵三两”。

每一名丁户，一年二十日，闰年两日，无劳力的人，可以用绢，若有必要，可以免除劳役。

人民按“授田”纳税，有了足够的田产，就可以按时交租，也就有了驱使的动机。

平地制度与租庸制相结合，使流民安定，百姓富足，国库收入也是相当的稳固和充裕，对于安定的社会有很大的影响，陆贽所谓的“下不累而上足”。

“租庸制”瓦解的根源在于“均田制”的瓦解、“割让”现象的出现，使“佃农”的赋税能力大幅下降，在无力承担赋税的情况下，大批的农民“流窜”。

逃难的农夫经常被邻居们代付，这就是所谓的“摊逃”，从而导致了更多的人逃离。

，由于官吏的疏忽，丁口的死伤、土地转移等没有登记户口，也造成了以赋税为基础的户口制度日益混乱。

在土地平均分配制度被打破的情况下，持续实行的“租庸制”导致了“百姓逃亡”和“增加税额”的严重恶性循环。

随着户口人数的不断下降，户口登记制度也变得空空如也，而在籍的人数下降，不但腐蚀了租庸赋役的税收制度，而且还摧毁了以府兵制度为根基的军队制度。

(三)军队制度

与租庸制类似，府兵制度也是基于均田制度，以在籍的人数为基础。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对军队的制度赞不绝口

“夫军何其重要！但时局变化，以求利益为目的，一切皆可为，而考察律法，虽然可应用于当下，却不宜应用于后世，但唐立府之制，却是极好的。”

什么是“府兵”？府兵就是军队的兵。

在战争中，他被征调参军，负责守城和边境，像一个普通的农夫。按照《木兰辞》中的说法，士兵们必须自己准备食物、武器和铠甲，每个士兵都要配备六头马驹或者六头骡子，这就是“六驮马”。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兵给农夫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才会选择大户人家。

府兵制度优势明显。，官军以百姓为本，既能保障军队的供给，又能极大地节约军费。，受到战功奖励的影响，他们的士气高涨，战斗力也很强。

从高宗晚期到武周，唐朝的府兵制度逐步遭到了削弱。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因素是

一是由于土地制度的瓦解，使地方军队制度失去了基本的功能。下等的农民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哪里有什么官军？

再加上流民的流窜，士兵的数量和品质都不能保证。

，由于战争的缘故，兵工繁杂，士兵们不能及时换岗，所以经常会被强行留下，造成了很多人的百姓避役和士兵逃亡。

二、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是国防形势的转变

(一)唐朝军事形势与国防策略

唐朝的防御体系所受到的更大的危险还是来自于北方的牧民。

游牧部落是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他们作战实力很强，能力也很好。

唐太宗之后，唐代的防卫策略逐步从攻击转为防守。到了唐玄宗时期，西部和北部边境面临突厥，契丹，奚，吐蕃等的夹击，要取得战略上的优势，要具备两点

一是要有“重镇”，每一道关口都要有几万大军驻扎，可以抵御敌人，也可以发动进攻；

二是“集权”，统领要独立，掌握一切力量，不能被束缚。唐代设立的藩镇都是重要的城市，而这些地方的统治者，都是节度使。

(二)节度使、藩镇之制

藩镇、节度使的设置与节度使逐步扩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进程。

军队是节度使的固有特征，被授予行政权限后，节度使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而节度使在财务上的权利也越来越大，甚至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占据一席之地。

唐玄宗为抵抗各地的流亡，大规模地扩建戍军镇，设置九节度使、经略司，又称为天宝十节度。

《资治通鉴》中有十个节度使，共领兵马四十九万，马八万多。

安禄山一人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大节度使，总人数超过十八万，实力也十分强大。

安禄山在罗、奚、契丹、室韦反戈的时候，大唐的军队还不到八万人，而且他们的军队也很松散，很少参加战斗。

因为要在边境驻军很久，加上军队制度早已崩溃，所以征兵制度是不可避免的。

招募人员的方式颇为繁杂，但大部分都是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流浪汉，以及从各地征召而来的游牧民。

他们大多都是终生参军，有自己的亲族，也有自己的儿子，所以才会在军队里服役。

“节度使，统领大军，斩杀将领”，节度使拥有生杀、赏罚之权，，士兵们对节度使都是忠心耿耿。

所以，由 提供的兵马变成了节度使的私有力量，节度使可以完全掌控一片藩镇的兵马。

节度使在北方边疆的军事需求下，逐步获得了节度使的实权。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朝中央设立了巡抚，设立了专门的稽查衙门，监督各地官员。

，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对节度使的军事活动产生不利的后果，天宝年中，各地的县令都担任了节度使的职务。

节度使掌控藩镇的财权，源于军事和物资的供应需求，而自古以来，任何一个独立的军队，都会拥有军队和财富，这就是节度使资金的来源。

藩镇之务，起初以中央为主，但因其庞大的军粮供给，单凭中央根本无法满足，故其供给体制，转而以屯垦所得，以满足军需。

初期，屯垦所得归中央管理，但这样的体制对节度使在自己的防线上及时提供补给，不但会对他们的调遣和统兵产生不利的作用，也会让唐军的战力大打折扣。

唐朝廷迫于形势，只好将各防区的驻军之权交给节度使，将盐业的行政权力下放到节度使手中。

盐池出产的盐矿，有一部分要上交给官府，剩下的大部分都用来供应地方守备队和销售，而盐的销售，也是节度使们的一大笔经济来源。

从总体上说，唐太宗之后，唐代军事局势发生了改变，藩镇节度使的职权从原来的军事力量逐步增强到行政权、财政权等。

在平定安史之变时，唐中央通过分封节度使来拉拢叛乱，安抚有功之臣。

于是，武夫战兵因功绩而被列入侯，被贬为节度使，这样的做法让节度使的数目不断增多，势力不断壮大，到了唐代末期，藩镇众多，实力薄弱。

三、

由于均田制度的垮台，导致了府兵制度的解体和征兵制度的确立，征召的专业人员都成了节度使的私军；

由于防御状况的改变，唐代设置了各路诸侯、节度使，而由于当时的生产状况，节度使必须统领一地。

《赋税论》中，威廉·配第曾说过“土地乃财源”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上，土地的分配与一个国家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

特别是唐代，由于土地的私人和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度的解体，使租庸制和府兵制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从攻击到防守的大环境中，藩镇、节度使应运而生。

在唐代，户籍制度的失效、兵权的分权、财政权力的分权，都受到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的制约。

就封建时代的生产力来说，几乎不可能彻 止土地的吞并。

，安史之变的出现绝非巧合，更不能说是造成大唐没落的罪魁祸首。

大唐的没落，已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了，而安史之变，也给后人带来了一个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参考文献】

[1]杨海燕.简析安史暴动的成因.中国企业管理出版社，2012 (16).

[2]刘昫.《古史》.北京中华出版社，1975: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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