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上的老人染发伪装年轻打零工
但每个市场承担的功能又是不一样的。住在东马各庄的工人，基本都是45岁以下，他们最后会流向工厂的流水线;在高丽营，60岁左右的建筑工人是多数，一眼看过去，他们模样相似：皮肤黝黑，戴黄色安全帽，挎军绿色的包，锤子、铲子、尺子露出一角，等伸出手来，干而瘦，像骨头上包了一层蜡纸。这些老年建筑工人，是劳务市场里更低廉的存在，招工中介、工长、包工头和小老板们会环视一圈，将高的、壮的、看起来更年轻的人带走。
工地上的老人:染发伪装年轻打零工 背后真相实在让人惊愕
站在这一群老人里，王兴华更有竞争力。看起来年轻，是他生活的本钱，尽管他已经60岁，但还可以拍着胸脯跟人打包票，身体好着呢，没毛病。年轻就像他随身携带的工具包里刻意露出一角的铲子，是专业的象征，是一种需要被明确展示出来的可售商品。
藏起年龄，并不是王兴华的本意。
一个月前，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江苏泰州、江西南昌、湖北荆州等多地发文，对建筑企业招录和使用超龄农民工做出管理和限制。“建筑业清退超龄农民工”引发社会讨论。比如上海，明确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工作业。
实际上，根据《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农民工总数是2.85亿左右，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26.4%。这意味着，每4个农民工里，就有1个超过了50岁。近3亿农民工中，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有5437万人。多位建筑行业从业者告诉每日人物，年轻人不愿意干，这一行的主力，恰恰都是50-60岁的人。
“清退令”一旦实施，将会影响和改变许多人的生活。这也意味着，60岁的王兴华，或许会是这个行业里最后的老人。
清退
“清退令”什么时候显露影响，王兴华已经记不清。他只记得，去年，是他最后一次在北京的大型工地上干活，当时他住在工地的宿舍里，参与高层住宅的施工，已经干了大半个月，有一天，工长突然通知大家，明天要带身份证来，超过60岁的，就不要来了。他离开那里，从此成为一名零工。
也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63岁的建筑工宋晓东发现，他在的工地装上了智能门禁系统，实名制考勤，能人脸识别，也能记录工地上的人员信息，包括工种、班次、时间，那些跟工地签了合同的正规工人，都可以刷身份证或刷脸进入。
正规工人，不包括像宋晓东这样60岁以上的，他遭到了智能系统的拦截。他也曾经“蹭”过其他人的身份信息，等别人刷了脸，紧跟在后头，“像做贼一样”溜进去，但今年，这个方法不起作用了。工长说，总有人来抽查，随便选几个人去门禁系统刷脸，有人刷不过，要重罚建筑公司。
今年3月，也是刚满60岁的湖北籍建筑工人彭勇为，被熟悉的包工头拒绝了——工地不要60岁以上的人。去年，他还跟随着这位包工头穿梭在云南大凉山一带，为高速公路扎钢筋，对方夸他不惹事，埋头干活，性价比高。他想再争取下这份工作，对方勉为其难地告诉他，可以来，但不能签合同，也没有保险，工资打到他家人的银行卡里——对方必须是60岁以下。
冯程来自河北邯郸，考过助理安全工程师的证书，以前在工地上主管安全。过去的工作轻松，在建筑工地走几圈，很多潜在的隐患就能发现。但一过60岁，他就像食物过了保质期，工地不要了，连证书也不再被承认，自动失效。他第一天去高丽营劳务市场找工作时，中介挑走了比他更年轻的，留下了他。他心里不平，“其他工作退休之后还可以返聘，我们建筑工人，到这个年龄了，咔地就刹车了”。
衰老除了是“清退令”里的数字，也是事实。
王兴华是老花眼，需要戴眼镜，每次去找活儿，都会被中介打量一番，他要一次次许诺，你的活儿我能胜任，胜任不了，一分钱不要。但实际状况是，过了60岁，他的胆子越来越小，高处不敢去了，连二层、三层的架子都不再敢爬。他试过在外面做小工，给东北来的瓦匠师傅供砖，师傅年轻，干活儿利索，砖根本供不上，气得嗷嗷叫，直骂他。宋晓东的眼神也不太好了，砌墙时，已经看不清那根校正水平和垂直的细小线坠，砌着砌着，墙歪了，老板也是要来骂人的。
在工地上干活，到处是噪音。塔吊、铲车、搅拌机持续运转，锤子、铁锹叮叮咣咣，电钻、切割机隔一阵就发出刺耳的声响，时间长了，他们的听力都下降了，说话的嗓门也不知不觉地变大。
宋晓东说，人老了怕热。10年前，北京37度的高温不算什么，现在天一热，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容量两升的保温杯得随身带着，水里加一点点盐，干起活儿来出汗严重，得及时补水。
年轻时在建筑工地流下的汗水，带来了钱，也带来了一身伤病。胃病、腰间盘突出、高血压、失眠，像白发一样，紧跟着步入老年的他们。因为吃饭常年不规律，王兴华的胃有些毛病，以前一顿能吞半斤米饭，现在只能吃吃面条，喝点面糊。他床头柜的抽屉里塞满了药，一大半是降压的，剩下是催眠的。
人上了年纪，睡眠质量也直线下降。觉少了，打呼噜，但晚上休息不好，第二天干不动活儿。在出租屋里，王兴华和老伴把床一分为二，睡觉时头对着脚，睡出一张太极图，防止相互影响。
力气就在衰老、伤病中一点点流失了。王兴华曾经是架子工，敢登高，力气大，6米长的实心架子，一根一百多斤，他能扛得动。宋晓东说，就在五六年前，60厘米长、30厘米宽、24厘米高的石砖，一块有六十斤，他可以连续搬一上午不休息，但现在，用力太久，手会不受控制地轻微发抖。
衰老不会放过任何人。劳务市场里的人，十个人里有八九个跟王兴华、宋晓东一样。他们把衰老、病痛藏在身后，有人问起，就说自己年轻，身体好，什么都能干。
但有些活儿，显然是干不了。
在劳务市场里，王兴华见过伸手比出2的男人，他招的是抹灰的工人，2是2毫米的意思，这是建筑工地上的施工标准，抹完墙面，干了的时候，把5尺长的尺子放上去，用红外线灯看尺子与墙面的缝隙，最大不能超过2毫米，超过了就没有工钱。在高丽营劳务市场，老年建筑工人们达不到这样的要求，男人开着空车来，又开着空车走了。
有人需要他们
距离高丽营劳务市场3公里的地方，一个不到8平米的房间，装着王兴华和妻子在北京的全部。
一张床、两个柜子，绿色的被子是从路上捡来的，塑料瓶装的菜籽油是从老家带来的，比在北京买便宜，柜子上几颗皱了皮的苹果，是他们唯一能吃得起的水果。
生活在北京，省钱是第一要义。村子深处房子的租金比村口的便宜，是个长条形的狭窄空间，厨房和卫生间在两端，人在里面转身都费劲，需要跟另外两家邻居，一个河南工人、一个安徽工人共用。大家错开时间，用三个不同的插座——各做各的饭，各出各的电费。
妻子不在家。她出发的时间更早，凌晨三点。这一天，她找到了活儿，去一个社区做保洁，出发的时候太匆忙，床上的被子还是乱糟糟的。
在这个熟悉的空间里，王兴华难得地放松下来。他整理了一下房间，也顺带整理了自己的大半生。他是河南人，很年轻的时候结了婚，跟妻子生了两个儿子，抱养了一个女儿。这些年，他进厂打过工，也捡过破烂，干得最长的是建筑工，因为挣得多，50岁之前，还值壮年，一天工资300多元，不休息，一个月能挣1万。
他对赚钱有强烈的渴求。两个儿子都在城市里买了楼房，小儿子的首付里，有他给的10万，之后两个儿子的房贷一个月近1万，他隔三差五也得帮忙还。
宋晓东的际遇，和王兴华相似。他已经63岁，也是建筑工人。4月的一天，他像王兴华一样，辗转于好几个劳务市场，还是没有找到活儿。坐在路边的土地上，看着地上的蚂蚁搬家，他回忆起往事。18年前，他45岁，第一年来北京，住在北京西站的地下通道里，袋子垫在身下，一个晚上就这么挺过去了，后来有了点钱，才住进了一间地下室。
当时，他去六里桥劳务市场找活儿，同样是凌晨4点出去，瓦工、小工，什么活都干，一天干满12个小时。在北京打零工的18年，宋晓东走向衰老，这座城市逐渐壮大。2005年，首都机场的T3航站楼还没有建好，他去修过机场跑道，后来南边的亦庄、北边的天通苑，西边的西二旗、东边的通州，大大小小的楼盘一茬茬冒出来，他都参与过。
曾经的城市边缘被更多建筑工人建设成新的中心，他们却被涨起来的租金步步逼退。宋晓东从北四环的地下室，先搬到南法信的出租屋，又到了北法信的群租房，最终来到了顺义的村子里。
他现在的住所，租金已经是北京最便宜的，大约10个平方米，水、电、燃气都算上，600块出头，没有独立的洗手间，出门走100米，才有一个公厕。
上了年纪，压力越大，赚钱是必要、必须的事。宋晓东也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在河南老家，适龄的男性比女性多，一个女孩可以跟十几个男孩相亲，男孩没房没车，几乎没办法结婚。父亲给儿子买房，是风俗，是传统，也是规矩。城里新开的楼盘都是一百多平，两个儿子都背上近40多万的房贷，每攒够几千块钱，他就转给儿子们。他在北京做建筑工人赚的钱，又流入了老家的建筑行业，他自嘲，自己是劳动力，也是购买力，水不过是从一条河流到了另一条河。
北京的劳务市场上，王兴华和宋晓东代表着多数老龄建筑工的样貌。他们大多来自性别比例失衡的地区，家里至少有一个儿子，身上肩负着支持下一代成家立业的重任。因此，他们也会坚持做临时工、日结工。
每个早晨，招工的人把他们一车拉走，输送到几十公里或上百公里外各个需要的地方，9小时的工作结束后，晚上再一车送回来。交易的规则是，老人们只打零工，干一天的活儿，拿一天的钱;中介管午饭和交通，晚上回来，下车才会结钱。
日结的好处在于自由。夏天回去收麦子，儿子的孩子出生了，要回老家帮忙带。家族里的婚丧嫁娶，随时有可能把他从北京抽回老家——还有人需要他们。
系统之外
最近几年，北京市治理建筑工地，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环境。工地上有了集装箱一样的免费宿舍，还有夫妻房，有热水、电、厕所，还装了空调，每天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天工作不会超过8个小时。更重要的是，建筑工人都上了保险，出什么意外，有保险公司兜底。
但这些变化，不管是王兴华还是宋晓东，还有更多的老年建筑工人们，都无法感受到。在劳务市场，他们只能找些小工地上的零活儿，老板们追求效率，午休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大家吃饭的速度快，王兴华说：“好像没有感觉，狼吞虎咽地咽下去。”
在这里，《劳动法》是不存在的，有时候一天干了10小时，老板还不让走。体力跟不上，没人说歇一会儿，喝口水，再催促着赶紧干。也有些老板，表面上说，累了就歇歇，真到那时候，还没歇，赶快、赶快、赶快，已经催促起来。
失去了合同、保险的庇护，上当和被坑是常有的事。王兴华一一数着：招工时说不用上高，去了要上高;说干9个小时，实际干10个小时;说中午管饭，其实要自己出钱买;说给200块劳务，最后只给了180块。还有一些中介，说是日结，但总要拖上一段时间，或是干脆不给。劳务市场的晚上，隔三差五，总有一辆警车闪着灯停在村口，来处理常见的纠纷。
有一次，王兴华去一个工地干杂活，干了一会儿，老板说，吊篮上缺一个人，让他也上去，把地面上的建材吊到几十层的楼上。站在吊篮里，他不敢往下看，一整天，战战兢兢地过。最后，他只拿到杂活的工钱，220块。一个同样干杂活的长期工告诉他，自己的日薪是280块，昨天来的那一批老年工人，也因为同工不同酬跟老板吵了起来，今天又换了王兴华这一批新的。
还有一次，一个河南老乡带王兴华上工，谈好了是挖坑栽树的活儿，他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那里一看，是个建筑工地。干了，工钱亏了，不干，几十公里的路，得自己回来。北京那么大，他们不认路，最后，几个老乡咬咬牙，四处找人问，终于坐公交车摸了回来。
54岁的李树文，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4月的一个上午，他看着劳务市场里乌泱泱的、仍然没有找到活儿的人，叹了口气。活儿少是有理由的。最近几年，这个市场几乎饱和了，项目少，往年的4月，大工程都下来了，整个公司的人忙得脚不沾地，但今年全是小活儿、零活。小项目是赚不到钱的，想赚一点，得找包工，把最能干的工人聚到一起，连轴转，加班赶工，用最快的速度把项目干完。
速度决定着李树文能否赚到钱。以瓦工举例，砌一块砖，一毛五，一个35岁的瓦匠，一天能砌6000砖，一天赚900、1000块不是难事。要是换了岁数大的，他指了指市场上的人，“不说到了60岁的，50多岁的，一天顶多砌2000砖，一天300块钱”。年纪大的工人干活慢，自己赚不到钱，也会拖累工程赚不到钱。
不招老人，另一个原因是，老龄工不符合规定，没法签合同，单独买保险也不好买，价格太高，不划算，干脆不买。前一阵，李树文找了一个六十多岁的临时工搬东西，东西不重，也就二三十斤，但工人踩到一颗石子，人摔倒了，东西也摔坏了，他带人去医院，花了将近2000块医药费。
老龄工要求日结工资，也给了他很大压力，工程款有回款周期，每个月只发80%的工资，留下20%周转是经常的事。“怎么能做到每天都按时发呢?”
最近几年，建筑行业里流行用“突击队”，工人不愿一年或是半年才结一次工资，风险太大，也不愿意让包工头赚差价，就自己结成队伍，干短期、劳动强度大，但日薪更高的活儿，不签劳动合同，工钱日结。
建筑工地面临招工困难的问题，赶工程进度时，也会找“突击队”支援。突击队强度大，都是些更年轻的建筑工人，多是40-50岁，读过高中，习惯使用智能手机，掌握了有门槛的技术，他们的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更强，再不济，还能去开滴滴和送外卖，有退路，而老年的建筑工人，很难加入这样的队伍。
建筑工地上的老年人，就这么被抛弃到系统之外，成为不受法律、保险、团队保护的零工、临时工。
李树文最终得出结论，人过了60岁，就该退休，回家，帮儿子照顾孩子。这个结论在劳务市场里引发了一场小型争吵，旁边的一位工人质问他，回家，你给退休金?李树文回答：你有地。工人生气了，伸出手指着他：三分地，吃去吧!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出身农村，一直做农业相关研究，他的许多亲戚、同学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在他看来，中国有3.75亿流动人口，其中5000余万是建筑工人，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群体的养老问题，直接清退，会产生大规模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按照规定，一位60周岁、没有交过保险金的农民工，如果一次性补缴15年的费用4.5万元，可以每月领取438.74元养老金。这笔钱，对离开城市的建筑工人们而言，很难有什么效用。万广华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进入当地城市的社会保障系统，逐渐市民化，同时针对40岁以上的人提前进行技能培训，有一技之长，才能保证日后的生存。
尊严
建筑工人可以在城市流动，却极难在城市定居。
最典型的例子是，王兴华一抽屉的处方药，跟菜籽油一样，也是从老家带来的。他的医保只能在老家使用，在北京买药，太贵。他最终想了一个办法，每年冬天回河南老家，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开药。在老家不用干重活，开回来的药也不吃，他把药攒起来，攒够了，再带到北京。
对王兴华来说，在北京做建筑工人的日子，跟药一样苦，跟身体的疼痛一样漫长。
凌晨4点起床，出门找活，站上一个多小时，找到活，再坐两个小时车去工地。坐车不好受，空间狭窄，坐20分钟，腿就麻了。你的腿碰了我的，我的胳膊碰了你的，工人之间总是吵闹不休。
早上8点，进了工地，外套往旁边一扔，开始砸墙、扛土、搬砖、递灰，一口气干到中午12点。吃饭半小时，胃还没开始消化，下午的活儿又来了。
到傍晚6点，这一天还没结束，还要再坐两个小时车回家。他觉得自己像一台机器，一直在高速运动，一般人受不了，都是咬着牙坚持。”
在北京这么多年，王兴华只去过一次长城，一次天安门。长城是跟妻子一起去的，两个人提前问好路线，坐上去八达岭的公交车，他穿着一身捡来的、洗干净的校服，在长城上照了一张照片，后来成了他的微信头像，回来后，昵称也改成“长城”。天安门是他和一个远房侄子一起去的，路途太远，他不知道怎么走，也不清楚升旗是几点，坐错了地铁，耽误了时间，没赶上，到现在还是觉得可惜。
翻开他的手机相册，里面所有的照片，都是老家的全家福，没有一张是在北京拍下的。他说，也拍过，后来都删了，他觉得北京没什么可值得纪念的，这里没有生活，只有生存。
他也时常觉得没有尊严。上个月，他去顺义的一个别墅区打零工，一进去，三层的小楼，一亩地的庭院，让他忍不住惊呼。要知道，在老家，每个人只有三分地，200.1平方米。那天，他跟几个工人一起修整院子、清土、搬花、栽树，他也知道了，一株植物的价格，可以赶得上他一年的工钱。
但这样的别墅区，是没有公厕的，别墅的主人也不让工人们使用自家的卫生间，大家想上厕所，只能偷偷找个没人的地方解决。像王兴华一样的男工还好说，有一位女工，憋了足足一天。
在这座城市，生活里总有一些突发的变故让他担忧。几天前，房东说以后用水要单独付钱，一吨一块，每个月的支出直接多出来几十块，他想着，再这么下去，早晚有一天，这个房子也住不起了。半夜睡不着，他也会想，新冠肺炎又来了，劳务市场每天聚集那么多人，会不会哪天也被取缔了?那时他再去哪里找活儿?
在北京越久，他对这座城市就越发恐惧，恐惧上当受骗，恐惧明天赚不到钱，恐惧自己的衰老，也恐惧城市的庞大和一如既往的陌生。他有过很多次被查身份证的经历，对他而言，身份证是极其重要的东西，只有这张小小的卡片，能够证明他是谁。他用一块红布把身份证包起来，再用一根皮筋捆上三层，放在马甲靠近心脏位置的兜里。
我们在高丽营村同他告别时，他郑重地拿出了身份证，像是证明，也代表一种信任。一层层拆开后，他指着上面的字说：“你看，我是1962年生人，今年60岁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