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医院的创始人是白求恩身边的小卫生员

2021年初，在他百岁诞辰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评价他是党培养的卫生干部的一面旗帜，在同代知识分子当中非常低调，是一个高尚、纯粹的人。这一年，他荣获“七一勋章”。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有时会手舞足蹈，说牺牲的战友在跟他说话。护理的人问他战友在哪，他说就在沙发上坐着呢，坐了一排，别踩着他们的脚。有时他还会喊：“白大夫！白大夫！”

时间回到1939年5月，那时他还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卫生部一名18岁的小卫生员，被派到白求恩工作队做“司药”。半年后，白求恩就在抢救伤员时感染败血症去世，年仅49岁。

2022年6月7日，101岁的辛育龄在自己一手筹建的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他终于回到战友们身边了。

1983年10月，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辛育龄（左三）陪同日本援建专家组负责人井出源四郎（左四）、鸟居有人（右四）考察筹建中的医院。图/受访者提供

“黄金时代”

1979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华访问。此前一年，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访问中，大平首相出席了中日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他在讲演中表示，对中国为实现现代化所做的努力，日本“将不惜一切给予积极的合作”。在这期间，他表示日方愿意在北京援建一所医院。

80年代曾任卫生部外事司司长的宋允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初卫生部与对方商谈的是由日方提供无息贷款建设医院，但相关部门不同意，因为公立医院都是不赚钱的，无力偿还贷款。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遂以中国医学会会长的名义与日本医学会谈判，希望对方以在日本医务界的权威地位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最终，日方同意无偿援建。

1981年，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援建协议，由日方赠款16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8亿元），在北京修建一所集医疗、教学与科研为一体的现代化国际医院，定名为“中日友好医院”。

1982年5月，中组部调中央结核病研究所所长辛育龄担任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这是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提议的，因为辛育龄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曾留学苏联，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胸外科领域的开拓者，有丰富的医疗管理经验。

在北京中医学院（现名北京中医药大学）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辛育龄开始了两年多的筹建工作。他在百岁时回忆起那段时光：“那是一个黄金时代。”

按照协议，日方为中日友好医院共投入165亿日元，但并非全部付现金，而是以物计价，即建筑材料在中国购置，医疗仪器则用日本产品。

辛育龄提出影像诊断、放射治疗、检验设备和电镜等精密仪器应购置欧美新一代产品，日方不同意，坚持按协议提供日本本国产品。

在日产设备进医院前夕，辛育龄去日本实地考察，重点调研了日本医院的高端仪器。他仔细询问了其产地和价格，最后得出结论，日本医院80％的高端仪器均为欧美产品。

回国后，辛育龄向钱信忠作了汇报，希望日方追加投资到200亿日元，以用于购买欧美高端设备。钱信忠提出，假如日方坚持不追加投资，是否可以考虑不建计划中的康复中心，而把资金用于购买设备？辛育龄认为不可以，并阐述了自己的理由，钱信忠同意了他的意见。辛育龄向万里和谷牧作了汇报，谷牧约见日本驻华大使进行了磋商。

其后，辛育龄同日方进行了七次谈判，都没有谈拢，日方认为中方的要求过于苛刻了。

最终，日方又追加了20亿日元投资，达成了建院协议。此外，辛育龄通过日本民间渠道募集到10亿日元，又从国内各部委要到1000多万人民币拨款，基本补上了资金缺口。

在设计过程中，中日双方碰撞不断。日方设计的烧煤锅炉不适合中国国情，试运行时问题频出，严重影响医院的动力供应，辛育龄据理力争，要求日方改建。日方设计方案中没有职工食堂，有上级领导说既然医院是日方赠送的，给什么就接受什么，但辛育龄坚持不签字，直至对方接受中方意见。

按协议，院区的基建设施、医疗设备由日方无偿援助，病房内的寝具由中方自己配备。在建院收尾阶段，日本羽毛寝具株式会社表示愿意无偿援助寝具等，辛育龄经请示卫生部，果断退掉了国内预订，节省了一笔开销。

“起步要高一些，着眼要远一些”

中日友好医院是办成中西医结合医院还是单纯的西医医院或中医医院，是直属卫生部还是办成大学附属医院，这在中日两国之间、国内各部门之间争论良久。有人支持20多位中医医生上书中央，希望将中日友好医院附属于北京中医学院，并选换一位热爱中医的院长。

1983年秋，卫生部和国家计委领导陪同中央领导来院视察筹建工作。在会上，辛育龄建议执行原定建院方针，同时为北京中医学院另建一所有400张床位的附属医院。

经调研，中央做出决定，中日友好医院应由卫生部直属领导，国家计委另外立项为中医学院新建一所附属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设有1000张床位的医疗部和300张床位的康复中心以及临床医学研究所和高级护校，总编制人员2640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885人，按50％西医、25％中医、25％中西医结合配备。

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刘德若回忆，那时候的中日友好医院是全国最大的医院，设备都是最高端的。当时有500张病床就是大医院了，1300张病床的医院听都没听说过。

当时医院不能自行招聘员工，全靠卫生部分配名额到相关医院来支援。辛育龄请来曾担任过周恩来保健医生的卞志强担任副院长，从协和医院请来卢延担任放射科主任。

医院装备了大批精密仪器，需要高技术人才接管，辛育龄去各大医院选聘人员，结果却很不理想。他多次与中央各部委协商，由中组部特批了50个进京指标，从各省市调来一批专业领军人员。他又与日方签订协议，安排全院科室主任以上人员轮流赴日研修半年、处以上行政人员赴日研修3个月。

1983年，电子工业部的曾宪法因经常参加对日外事活动，被急需日语人才的辛育龄注意到，他去电子工业部调人，对方不放，他说：“我给你们部长治过病，要个人你们还不给！”曾宪法就这样被调来，此后担任了医院外事处处长。

曾宪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辛育龄调配来的人员后来都成了医院骨干。钱信忠曾有一句评价，说中日友好医院的建设进度在辛育龄主政后明显加快了。

日本千叶大学校长井出源四郎是日本援建专家组负责人，辛育龄向他提出，医院还缺一所图书馆，经过数次沟通，日方同意援建。曾宪法专门去日本考察了登记、检索、借阅、还书等现代化图书馆系统，但还未及实施，辛育龄就卸任了院长一职，图书馆的建设就此搁置。

1984年2月，部队转业医生刘晓勤听说中日友好医院在招聘，就到医院毛遂自荐。辛育龄和他谈了15分钟，就带他到人事处办了入职手续，担任院办秘书。

后来成为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的刘晓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中日友好医院的筹建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作为新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医院，它的高档和前卫让业内有望尘莫及之感。从各地调配来的人员都是原单位骨干，学术观点不同，协调难度大，要融合成一个整体更是难上加难。

辛育龄曾说，医院要形成自己的传统文化需要几十年时间。刘晓勤认为，在这方面，辛育龄做了很多工作，能镇得住局面，对各方面人也都能包容。

辛育龄坚持中日友好医院“起步要高一些，着眼要远一些”，认为医院要有“窗口效应”，是现代化管理的窗口、中西医结合的窗口、国际医学交流的窗口，也是中日友好的窗口。

院领导班子拟定了6条管理办法：实行院长负责制；各级人员实行考核聘任和定期合同制；财经方面实行定额补贴、独立经营核算制；实行优质服务，适当提高医疗收费；门诊实行假期工作制；院长有权邀请国外专家来院讲学与交流。辛育龄还推行了科主任负责制，要求治疗方案经科室会诊，由科主任拍板，出了事唯科主任是问。

他确定了“患者至上，文明行医”的办院理念，采取了小门诊、大病房的格局。考虑到未来的老龄化趋势，病房还设置了无障碍设施。他经常夜深了还在伏案，在图纸上圈圈点点，门诊大厅的面积、病房走廊的宽窄、屋顶吊灯的数量……都要反复斟酌。

他请胡耀邦和邓颖超分别题写了院名，请国徽设计者周令钊设计了象征中日友好一衣带水的院徽，请施光南和乔羽谱写了院歌《白云之歌》，他自己设计了体现中西医结合的院旗。

院区修建了南花园、樱花园、鉴真花园、网球场、门球场、篮球场、足球场。其中南花园仿苏州园林风格建设，花费120万元，有人因此告了辛育龄。但他坚持认为医院就应该有优美的就医环境，这样才有利于病人的康复和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

受辛育龄委托，刘晓勤为每一家资助过中日友好医院的中日单位都定制了大理石石碑，这些石碑至今矗立在南花园里。

日本羽毛寝具株式会社社长矢野宥三去世时，刘晓勤专程代表医院去日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辛育龄对他说：“你这件事做得很好，我们不能忘了日本友人的帮助，要有感恩之心。”

胸外科的传统

1984年10月23日，中日友好医院举行了隆重的开院典礼，两国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仪式。那天，辛育龄为自己注册了中日友好医院第一个病案号。

几个月后，辛育龄辞去院长职务，回到胸外科。

时任胸外科主任葛炳生1959年毕业分配到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北京市胸科医院前身），当时辛育龄是该所胸外科主任。1984年，葛炳生又被辛育龄调进中日友好医院。

葛炳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五六十年代中国很少有医院设置胸外科，有的医院只是挂了牌子但不开展工作。辛育龄牵头，连续近20年在中央结核病研究所举办胸外科医师培训班，每期一年，招收20名学员。他还指导协助40多家医院组建了胸外科。从1958年到1980年，他为中国培养出1000余名胸外科技术骨干，中国胸外科就是从这时开始蓬勃发展的。他建立起来的胸外科特色鲜明，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如接收胸外科重症手术患者和在其他医院手术发生并发症的疑难患者，还率先在中国开展了肺移植手术。

1984年8月，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日文医学班毕业生宋之乙经过两轮考核，进入胸外科工作。现为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科是辛育龄和葛炳生一手搭建的，医护人员基本都是辛育龄的学生，因此胸外科是有传统、有统一文化的科室，非常团结。

1986年，宋之乙成为辛育龄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跟着他做单克隆抗体研究课题。宋之乙说，辛育龄的理念非常领先，免疫治疗是近几年才开始火起来的，但他在那时就意识到了这种疗法对肿瘤治疗的重要性。他告诉宋之乙：“小宋，你如果把单克隆抗体研究搞起来，是会获诺贝尔医学奖的。”但因条件限制，这项研究无法持续进行，只能改题。

辛育龄交给宋之乙的新课题是电化学治疗。那时电化学治疗没有理论基础，辛育龄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得知荷兰大学附属医院发表过用于治疗表皮肿瘤的实验结果后，产生了将其应用到肺癌治疗的想法。

1990年，电化学疗法被卫生部正式批准用于临床，至今仍是不宜做手术和不能使用放化疗的癌症晚期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那时电化学治疗基本用于病人姑息性治疗，费用约为500元钱，有患者没有条件治疗，辛育龄就替他们出钱，费用能减免就减免。为了减轻患者负担，他长期坚持出诊不设特需专家号，只设普通专家号。宋之乙说，至今胸外科收费仍然是能少则少。

1992年，刘德若慕名报考辛育龄的博士生。他1982年在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实习时，辛育龄被请去给院长和一位医生做手术，他从那时起就知道辛育龄手术做得又快又好，切除一个肺叶从开胸到关胸不到一个小时，一般这样的手术至少要一个半小时。

“文革”时，造反派做了个统计，说辛育龄从医以来一共做了7000多台手术，批判他是“只顾低头拉车从不抬头看道”的“白专”典型，还送了他一个“手术迷”的封号，责令他“放下屠刀，接受改造”。他作为“走资派”靠边站了，两派都批他，但做手术又都找他。

辛育龄手术风格有独到之处。大多数医生会在使用剪刀切割组织后，换成分离钳做钝性分离，但辛育龄在肺切除分离血管、支气管时都是直接用剪刀做锐性分离，手术时只需一把剪子和一把镊子，解剖技术相当过硬，分离血管干净彻底。葛炳生说，胸外科医生都喜欢学习他的操作方式，其优势是稳准快，能缩短手术时间，但这对操作水平要求很高，必须技术纯熟，否则容易发生大出血等可怕风险。受辛育龄影响，葛炳生自己也只做锐性分离。

博士面试时，辛育龄提问刘德若，做右肺上叶切除时，分离右上肺动静脉从肺门的哪里开始解剖？现已成为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的刘德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胸外科临床经验的医生一定知道应该从右侧前上肺门解剖，但没在胸外科干过的人一定答不上，后来他自己做考官时也经常问考生这个问题。

刘德若记得，辛育龄要求严格，不过他往往批评得重，遇到下属犯严重错误时爱说“你这个就该枪毙”，但处理时总是宽大为怀。

胸外科在90年代中期就较早开展了胸腔镜手术。刘德若说，辛育龄做大手术出身，但是他支持胸腔镜手术，他说胸腔镜手术不应该叫微创手术，因为手术从来都应该是微创的。

辛育龄还给胸外科留下一个传统，就是尽量不用卵圆钳夹不切除的肺，而是用棉球触挡，避免损伤，触碰肺叶时动作要极其轻柔，像病人清醒时一样对待他们。

2003年，中日友好医院被中央指定为SARS防治专病医院，80岁的辛育龄出任专家组组长，参与每位重症患者的会诊。那一年中日友好医院没有营收，损失严重，只有辛育龄是高兴的，因为SARS就是当前最亟待攻克的重要疾病。SARS之后，中日友好医院影响力提升，门诊量激增，以至应接不暇。

开院头五年，胸外科手术量不超过两百例，现在每年手术量达三千例。2021年，全国有200多例患者肺移植成功，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做了近一百例。

医者如兰

胸外科主任办公室一直给辛育龄留了一张桌子。他非常健谈，有空时会在办公室天南海北聊天，最喜欢讲起在延安的日子。

女儿辛晓梅曾回忆，辛育龄喜欢玩儿，会摄影，爱运动，年轻时只要有机会出差一定带着泳裤，只要有一点时间享受生活，就一定要抓住。

85岁之后，他受腰病影响走路逐渐不稳，就推着代步车去医院出门诊。他想尽快做腰椎手术，但他找过的所有专家都拒绝了，因为退行性疾病已无手术意义，甚至可能加重病情。他对此也是明了的，但在2008年，他还是坚持做了手术。他说：“我一息尚存，绝不放弃，我还要干。”

89岁那年，他有一天出门诊，从早上出到中午，突然站不起来了。从此，他再也没能回到胸外科。但他一直对重新“上班”抱有希望，很长时间都在积极康复，直到97岁才正式离休。

2014年11月，当年的日方总设计师浪川宏在中日友好医院院长王辰陪同下，带着一盆辛育龄喜欢的兰花去病房看望他。他见到浪川宏格外兴奋，高声回顾30年前建院期间的故事。

建党百年时，他获得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颁授辞为：“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战争时期，曾与白求恩并肩战斗，多次冲上前线救治伤员。和平年代，长期致力于我国胸外科创建和发展，是中国人体肺移植手术第一人，在胸外科领域多个方面取得‘从0到1’的突破。”

2021年大年初一，辛育龄在病房里度过了自己的百岁生日。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医院数次报了病危。此前开家庭会议时他曾嘱咐家人，不做有创治疗。医院尊重他的意愿，尽了很大努力，他也意志顽强地坚持了近一年。

他戴着吸氧的鼻导管、发音含混但表达清晰地接受了北京广播电视台《医者》栏目的采访。时隔80年，那些前尘往事似乎依然没有减轻痛楚。

“白求恩，抢救伤员。1939年，抢救伤员，在前线，在冀中……”他闭上眼睛喃喃地说，“哎呀，真残酷啊！哎呀，真残酷……”

那时的药品名称都是英文的，辛育龄懂英文，因此在冀中军区卫生部受训后被派到白求恩医疗队。白求恩医疗队离前线很近，大家都说太近了，白求恩却说，越靠近前线越能多救伤员。作为助手，他总是紧紧跟在白求恩身边。白求恩上前线，他就用马驮着药品；白求恩做手术，他就帮着做伤员分类。

辛育龄记得，有一天下着大雨，敌人很快就要从侧翼包围过来，正好有一个战士被送了过来，腹壁被子弹打穿。警卫员再次来传达贺龙的命令，要白求恩立即撤退，不退就把他抓下来。但白求恩坚持用煮开过的冷水把战士肠子周围的大片血迹清洗干净，把肠子塞回去，把腹壁的伤口对起来缝合，再用绷带把伤口缠好，才跟大家一起转移。

身边的人猜想，辛育龄成为胸外科医生是受了白求恩的影响，因为白求恩就是一名胸外科医生。辛育龄的左臂上终身留着一道瘢痕，那是白求恩为他缝合的伤口。